傅育寧的“最后通牒”
王石或許并未想到，在他發(fā)表講話次日即做出的萬科A停牌決策，已惹惱了萬科戰(zhàn)局中的另一位“關鍵先生”：華潤集團董事長傅育寧。
這位滿頭銀發(fā)、舉止儒雅的央企掌舵人對家國利益與制度權威有不可低估的信仰。
新加坡嘉德置地集團總裁廖文良早年曾在一封主題為《愛國者終有回報》的內部郵件中，描述過他對傅育寧的贊賞。廖曾在上世紀80年代末在中國招募了超過50位頂尖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并嘗試挖走當時剛剛留學歸國的傅育寧，后者彼時尚在招商局集團和三巴旺集團共同投資運營的一家物流基地工作。
但傅育寧婉拒了，告訴他：“國家需要自己”，并“絕不會拋棄自己的國家”。
傅育寧在2014年4月份從招商局集團總裁職務上被調任至華潤集團，履任董事長。
而自此，萬科與華潤的關系也發(fā)生微妙變化。
《棱鏡》從雙方的職員了解到，在過去的十余年中，萬科與華潤存在著較多不成文的默契規(guī)則，雙方長期維系良好的關系。比如，在萬科內部有要求不得聘用從華潤置地離職兩年內的員工，對于華潤置地不能“挖墻腳”;在一些重要地塊項目上，若是華潤置地看上的地塊，萬科不得從中爭奪，這亦是長期以來雙方心照不宣的默契;萬科的職員亦保持著對華潤集團員工的充分尊重，均以“領導”相稱，要求“要多注意一點，對他們尊重一些”。這種說法未能得到華潤與萬科官方的證實。
最初讓傅育寧對萬科管理層不滿的，是萬科在12月19日午后的突然停牌。他認為這一舉動未尊重華潤的股東權益：這份停牌公告以萬科董事會名義發(fā)出，而華潤集團委派至萬科集團擔任的三位董事實際卻均未被告知，更未參與決策。
這種不滿亦為后來華潤的舉動埋下了伏筆。
2015年12月19日停牌之后，以郁亮為主的萬科管理團隊迅速開始找尋合適的重組方案，他們在不足1個月內即鎖定了同城深圳國資委旗下的深圳地鐵集團，開始進入重組預案的談判及協(xié)商階段，并最終計劃在2016年3月12日簽署這一合作備忘錄。
此前一天，3月11日，作為全國政協(xié)委員，傅育寧正在北京參加“兩會”。直到這天晚上，他才接到了香港總部一位下屬的來電，告知萬科集團將在第二天與深圳地鐵集團簽署一份備忘錄。
這再次讓傅育寧極為不滿。下屬告知傅育寧，3月11日下午召開的萬科董事會會議，剛剛審議了萬科“2015 年度財務報告”、“2015 年度利潤分配及分紅派息預案 ”等總共21項議題，但其中只字未提有關和深圳地鐵合作的事項。
當晚，對于這位來電的下屬，傅育寧回復的處理意見為：“如果深圳市領導也很重視這次合作，就公布一個備忘錄，但不要涉及股權交易，只談合作。”
同時，傅育寧當晚通過華潤集團財務總監(jiān)對王石發(fā)出了“最后通牒”，并明確告訴王石，“希望萬科不要再次不尊重華潤的意見，如果你們執(zhí)意還要這樣做(涉及股權交易)的話，你們將失去華潤對你們的信任。”
傅育寧稱自己的一貫觀點是，(萬科和深圳地鐵)簽協(xié)議雖然沒有約束力，但是涉及可能用股權支付對價，應該和董事會以及股東有一個溝通，但是連招呼都不打，就說他們合作了，萬科這種做法違反公司治理基本要求。
此時的華潤，雖未再度增持股份以謀求重回最大股東，但對于萬科引入深鐵集團的方案持保留意見，認為應從長計議。因為，此方案在攤薄寶能的股份同時，也將攤薄華潤的股份。
在傅育寧的“最后通牒”發(fā)出的第二天，3月12日，深鐵與萬科簽訂了戰(zhàn)略合作備忘錄，并且，現場的照片很快見諸網絡。3月14日，萬科A公告了與深鐵的合作預案，提出“擬采取以向地鐵集團新發(fā)行股份為主，如有差額以現金補足的方式收購地鐵 集團持有的目標公司全部或部分股權。”
華潤的不滿爆發(fā)。三天后，3月17日的萬科股東臨時大會中，雖對萬科繼續(xù)停牌投下了贊成票，但在股東大會結束后，華潤集團代表對媒體公開表達了對于管理層的不滿，并直接向深圳和香港的監(jiān)管部門反映問題 。
在此之前，抵御“寶能系”入主萬科的戰(zhàn)局中，華潤與萬科管理層一直被認為是同一戰(zhàn)線，而此時矛盾公開。
一時，外界嘩然。
3月19日，傅育寧在北京接受《棱鏡》專訪時向萬科管理層給出了“四句話“，稱華潤支持萬科發(fā)展，同時也高度關注良好的公司治理制度，并責難“如此重大的事情在11號的董事會只字未提，第二天就簽訂了一個又是股權對價，又是交易資產的規(guī)模，又是支付方式(的備忘錄)，這合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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