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廠以后的第一份工作是軍訓，以便讓工人習慣長時間站立的工作方式。這種軍訓也是待崗的變種，哪里需要就派去哪里救急。這期間，徐光去生產線幫過忙，一天搬過六百臺電腦；也打掃過衛(wèi)生，一臺機器一天擦幾十遍。等新生產線落成，他才逐步被安排固定崗位。
徐光做的流水線是在一個模具車間。每29秒，就會從流水線上掉下來一個模板，工人要很好地配合這臺“定時吐物”的機器。在這29秒中，徐光要先用氣槍把模板上的灰塵吹凈，再用抹布把油漬擦凈，最后用小刀把模板邊緣比頭發(fā)絲還細的毛邊刮掉。頭發(fā)上身上全是細小的塑料碎屑，“如果沒看到人就遠遠聞到很重的塑膠味，那一定是我們車間的”。
接模板；拿氣槍、噴灰塵、放氣槍；拿抹布、擦油漬、放抹布；拿小刀、刮毛邊、放小刀；把做好的模板遞給搭檔，然后去接新的模板：這十二個動作，徐光要在29秒內全部完成。動作慢了，新模板掉下來砸到舊的，兩塊全部報廢，會被線長(流水線長)罵。沒有時間喝水和上廁所，吃飯要和搭檔輪班去，因為任何短暫離開都會導致積貨。午飯積壓的貨，在下午要一邊趕新活一邊補舊活，中午的舊活補完就到晚飯時間了，這意味著新的積貨。
工廠有時為了趕進度，會把流水線的速度從29秒/個，調成22秒/個。十二個單調重復的動作，以二十幾秒為一個單元，在永不停歇的流水線上，切割著徐光一天的12個小時，一個月的28天。
“在這里，空間和時間的概念都被解構了”。宿舍是工廠生產空間的延伸，累得根本無力說話，睡覺是為了恢復以后再工作；車間總是燈火通明讓人忘記時間，好在有一扇小窗能在運氣好的晴天投進些許陽光。“當陽光照到胸口那個位置時，我就知道再過半小時就可以吃晚飯了。我對時間的概念就來自那扇窗”，徐光在入廠筆記里這樣寫到。他說他總有一種強烈的一睡不醒的愿望，“我不是想自殺，不想醒來，是因為醒著的唯一目的就是干活。”
對于董雨晴來說，那個失語的女孩對她觸動很大。她無法想象非病理失語的產生。 “你為什么不進來做做看，進來做做看你就明白了。 ”工友說。就這樣，2011年11月，董雨晴在富士康深圳龍華廠區(qū)應聘成為一名普工。先是做目檢，在白熾燈下仔細端詳產品有沒有劃痕；后來因為要求星期六(7.53,-0.04,-0.53%)休假，被線長駁回后“擅自曠工一天”，被罰一天搬3000個箱子，做了十天。第一天搬完后，董雨晴的胳膊腫了，疼的睡不著，但還是硬著頭皮撐過了余下的九天。
后來她被定崗去流水線上夜班。80名工人，從一開始不熟練日產只有200件，到后來狂飆到3800，只用了幾天時間。要完成一件電子產品，董雨晴需同時操作六臺電腦，六個屏幕都在閃，動作必須異常麻利。產品流到眼前，不撿起來會被罵，撿起來就得把它做完——撿與不撿，都是問題。
這個面容清秀、身材嬌小的湖南姑娘，記得自己如何被線長罵：“你怎么這么蠢��！這個放在后面你不知道嗎？你是故意跟我過不去嗎？我現(xiàn)在就讓你給我寫檢查！先寫檢討明天這個時候就要交給我！你再出錯就給我滾��！你這種豬不要在這里做你知道嗎？”“我每天不知要聽多少次。我其中一個搭檔有一天就受不了了，把產品一扔，說，媽的，老子不干了。”
董雨晴覺得這里好像有“罵文化”：工廠如此殘酷，沒人瞧得起你，說話都是吼。“我以前想象的作為人的尊嚴——別人應該怎么對我說話——那個時候完全沒有了。自尊完全沒有了。”
車間為保持機器低溫，在冬天仍開冷氣，加上連周夜班休息不足，和許多工友一樣，董雨晴終于病倒，進廠一個月的最后一周身體和精神瀕臨極限。請假算曠工，得不到加班費。兩周休一天、工作三周的加班時間有80小時，比起微薄的1500元月薪，加班費不可謂不可觀。為了討薪，最后一周她不停在辭職、投訴。某天討薪的路上，忽然下起了雨，董雨晴沒有帶傘。在那段通往員工關愛中心的40分鐘路途上，她終于也像同寢的每一個女孩子一樣哭了起來，堅持不下去了。
潘毅對徐光、董雨晴這樣進廠體驗的學生會遭遇的認知和情感沖擊，早有預料：每天12小時、日復一日做重復的機械動作；變成流水線上可被隨時替代的一個零件；去被架空幾乎所有可能的社會支持；去過睜眼就為了干活、累到無力交流的生活；甚至，去被冤枉、被辱罵、被擺布、失去自由和尊嚴。
徐光體悟了潘毅的用意，他從連接廠區(qū)和市區(qū)的隧道離開生產世界、進入商業(yè)世界時，唏噓其間的天壤之別：消費如此光鮮，但工廠實在丑陋。“沒有人愿意來了解一下，可工作在這里的人很可能就是你的小學同學，初中好友，甚至家人。”現(xiàn)在，他再去農村看到滿地跑的小孩，仿佛一眼就能看到他們十二三歲時的境遇：去類似富士康這樣的工廠打工，要么忍下去，要么回鄉(xiāng)，可回鄉(xiāng)以后還是會再去打工。“游離在城鄉(xiāng)間的徘徊是注定的，沒有人改變的了這個群體的命運”。
董雨晴出廠沒多久，就有工人在她曾經每天經過的車間里上吊自殺了。她終于明白潘毅在課堂上提到的“命運共同體”是怎樣的含義：“我進過富士康，就會一直牽掛那里”。
然而，這樣的體驗也并非完全沒有問題。潘毅強調保持抽離感，才能客觀觀察問題，但學生們易從客觀中立的學術研究態(tài)度，一下子完全認同工人的立場來思考問題。所以在撰寫調研報告時，潘毅會格外用心訂正他們的用詞和語氣：“絕望”、“宿舍像垃圾場”確是工人原話，但報告還是要用主流社會能夠接受的方式來寫，不宜過激。
徐光和董雨晴的先后進廠，分別屬于2011年3月~5月針對富士康西遷的調研，和2011年11月針對富士康大量使用學生工的調研，對之后相繼出版的調研報告《西進——富士康內遷調研報告》和《富士康，你改過自新了嗎》均有貢獻。截至今年3月底，這場持久調研的成果，以三份報告的形式全部問世。綜合了三份報告之精華的作品，欲命名為《我在富士康》，已在香港出版，目前正努力爭取大陸出版中。雖然每位參與調研的大陸教授都積極幫忙聯(lián)系過不止四五家大陸出版社，但一年零兩個月的時間里都沒能敲定出版事宜——內容敏感，不好出。
富士康有罪嗎？
這是潘毅和調研團隊經常被媒體和圈內部分學者質疑的問題。
首先，富士康的自殺率與整個國家或某個城市的自殺率相比，并不過分。那些自殺的新生代工人，究竟是因自身脆弱還是工廠壓榨而選擇不歸路，也很難通過調查給出明確判斷。更何況，富士康作為中國代工廠行業(yè)中的頭把交椅，其福利待遇、勞動合同覆蓋率、工廠硬件設施、不拖欠工人工資等做法，在行內可謂表率；而報告中指責富士康的部分問題，比如工人自殺、強迫加班、工作意義感過低、自我存在感淡薄等，也并非富士康獨有，在其他小廠中有過之而無不及。那么，為什么單批富士康？
“世界工廠模式下，單獨質疑任何一個企業(yè)都不公平。挑選標準在哪里？“一位不愿披露姓名的國內知名社會學家這樣對本刊說。
類似“搞垮富士康有什么好處“的質疑，并不只來自團隊外部，調研成員之間也就此多有爭議。清華大學的幾位學生最終因與大部分人意見不合，退出調研。
潘毅對這些內外爭議倒是頗為樂觀。在她看來，在“血汗工廠”的問題上，有爭議要比沒爭議好，社會參與要比達成共識更重要。
“我們沒有要搞垮富士康”，潘毅說。從始至終，他們的調研團隊始終堅持與蘋果和富士康聯(lián)系，希望得到回應，但事與愿違。
“我們生活在一個‘比慘’的時代，一定要找到最慘的，才覺得批判具有合理性”，在潘毅看來，富士康確有行業(yè)普遍性問題，但也有其獨特問題，比如軍事化管理模式很不人性；富士康不是行業(yè)里最差的，但這并不能證明它的運作方式就一定正確，不能被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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