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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規(guī)定，慈善基金會每年必須撥出上年至少8%的資產余額用于公益事業(yè)，行政費用在這一數額基礎上上按照10%另行扣劃，合計年度凈支出占到上年資產余額的8.8%。
此前，南都公益基金會理事長徐永光在接受《中國慈善家》采訪時建議中國企業(yè)家，在現(xiàn)行監(jiān)管下采取信托+基金會的模式作為股權捐贈架構安排——以較小的額度設立基金會，減少每年強制性支出;但以較大額度設立信托，以信托資產獲得收益后再行捐贈給基金會，以保證靈活性。
徐永光說，這是蓋茨基金會的做法。
然而，橫亙在中國企業(yè)家股權捐贈上的主要技術性障礙，集中在公司控制權和稅收兩個方面。
就控制權而言，中國內地資產市場要求上市公司“同股同權”，企業(yè)家若過多捐贈股權，可能造成控制權轉移。
股權捐贈的標志性人物、福耀玻璃掌門人曹德旺，就曾因這一問題，進而縮減了股權捐贈的數量。
2009年3月，曹德旺表示計劃將約7億股福耀玻璃股份捐出，成立河仁慈善基金會，但落地時捐贈股份減至3億股。原因在于，監(jiān)管規(guī)則要求“企業(yè)捐贈后，必須辦理股權變更手續(xù)，不再對已捐贈股權行使股東權利”，若7億股全部捐出，將導致福耀玻璃控制權易主。
相較而言，被允許使用“同股不同權”上市方案的公司則擁有更大的靈活性。
例如，社交公司Facebook的大股東扎克伯格夫婦承諾捐出其所持有99%的股份，但要求將這些股份轉換為不具有投票權的C類股，自己剩余的投票權依舊保證其對公司的控制。
為保證企業(yè)控制權，法律人士給出了變通方案：在不改變股權所有人的情況下實現(xiàn)股權權益的轉讓，包括收益權和管理權等。
問題在于，捐贈人仍可能作為股權所有人行使權利，如質押股權，使受贈者遭受損失。
對雷軍來說，這筆捐贈應該不會影響到他對小米的控制權。
小米上市前，雷軍擁有20.51%A類股份和10.9%B類股份，除了在公司章程修訂、獨立非執(zhí)行董事及會計師人事安排，以及主動清盤或解散等重大事件中AB股同權外，對于普通事項，每股A類股的投票權是B類股的10倍。
雷軍擁有小米57.9%的投票權，即便少量B類股份被捐贈用于慈善用途，也不會影響到他對小米集團的控制。
另一個即稅收問題。
由于中國稅收優(yōu)惠條款曾長期缺位，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捐贈方的積極性。通常而言，企業(yè)家在股權捐贈時，不希望產生額外稅收。
然而，時任蒙牛乳業(yè)的董事長牛根生在2004年成立“老�；饡�”，捐贈他在蒙牛的全部股份。深圳國際公益學院助理院長傅昌波告訴《深網》，據他所知，在一陣討價還價后，牛根生補繳了捐贈股份而帶來的所有稅收，未有減免。
隨著2016年《慈善法》出臺，以及相關配套政策的落地，股權捐贈的稅收政策變得較此前更為寬松。
根據中倫律所律師劉永青的解讀，基于最新的監(jiān)管規(guī)則，企業(yè)對外進行非貨幣捐贈，需要視同銷售繳納增值稅，但符合《慈善法》規(guī)定的非貨幣資產捐贈，無需繳納增值稅。股權是企業(yè)非貨幣資產的一種。
安杰律所合伙人趙苗及顧問林娜表示，2016年出臺的規(guī)定中，“實際上減免了捐贈人此前就股票增值部分需要繳納的所得稅”。這項規(guī)定要求，股權轉讓收入額以企業(yè)所捐贈股權取得時的歷史成本，而非公允價值來確定。
需要注意的是，“捐贈必須要通過符合條件的公益性社會團體或者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門，直接捐給自然人受益人或其他不符合條件的團體的，不能獲得稅收優(yōu)惠。”安杰律所合伙人趙苗及顧問林娜解釋。
面對《深網》的置評請求，小米方面回應道，“對于此次捐贈的相關公益慈善工作，會在執(zhí)行完善時再披露。”
（來源：深網記者 江曉川 耿荷） 共2頁 上一頁 [1] [2] 搜索更多: 雷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