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書店界身陷“水逆”期。
2019.10.22，單向街書店愛琴海店宣布撤店倒計時，撤店時間，2019年12月31日。
2019.11.04，讀庫貼出緊急甩賣通知，因順義庫房要緊急搬遷，朋友圈掀起一陣買書狂潮。
2019.11.05，老書蟲北京三里屯店宣布關(guān)店，盡管盡了最大努力，但續(xù)租請求最終未能獲得批準。于是，在11月11日之前，新老書蟲們紛紛前往，試圖留住存在中最后搖曳的微光。
2019.11.14，臺北誠品敦南店宣布，由于租約到期，將于2020年5月31日關(guān)閉。
這一下，浪潮抵岸碎得面目全非。在文化氛圍濃厚的彼岸，連歷史悠久的誠品書店也無法在這場水逆中幸免。以上羅列的還只是聲勢比較大的幾波浪花，中途還有多少小書店如碎浪傾倒，破裂，無聲無息。在一般老百姓看來，網(wǎng)絡(luò)閱讀時代，實體書店關(guān)門很正常。就算是看似敞亮，門庭若市的“幸運兒”們其實也是有苦說不出，紛紛靠著大力發(fā)展文創(chuàng)周邊，經(jīng)營配套餐飲娛樂，以及大量承接文化活動匍匐前進。“不后退已經(jīng)很好了”，這樣的知足，不知是該哭還是該笑。
一頁臺北：舊書店往事
書店能不能代表一座城市？其他地方不知道，至少在臺北，書店是夠格的。臺北就像一只貓，書店就是它的毛發(fā)。牯嶺街一代的舊書店以及重慶南路一代的書店街曾經(jīng)最為有名。日據(jù)時代，牯嶺街城南是當時的臺北文教中心，空氣里夾雜的都是經(jīng)史子集，章回線裝小說的霉爛味兒和剛出廠新書的印刷味兒。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之后，大批日本人撤離，大堆大堆用得上用不上的書都被遺留下，并被人們在牯嶺街和南海路兜售，逐漸發(fā)展為舊書街。
關(guān)于牯嶺舊書街的形成，還有一種說法是，“在日僑遣返回國以后，牯嶺街旁曾空蕩了一些時候，到1949年陸續(xù)有人前來擺攤，大約在1954年，才開始成為臺北有名的舊書街。這里附近是文教氣息濃厚的住宅區(qū)，還有建國中學(xué)，不僅提供書籍來源，建國中學(xué)的學(xué)生也是這里的�？汀�” 六十年代中到七十年代初，牯嶺街舊書攤一派繁榮昌盛。想偶遇文化名人，去那里就對了。比如你可以經(jīng)�？吹疥愑痴�，李敖等在附近晃晃悠悠。李敖還特別喜歡砍價，依李敖的口才，砍價不在話下�；蛘咂鋵崜Q過來想想，他的好口才，可能就是那時候砍價練出來的。
至于重慶南路書店街的名聲，也是從日據(jù)時代散播開來。據(jù)資料記載，當時重慶南路名為“本町通”，日本人在這里設(shè)立“臺灣書籍株式會社”出版日文中小學(xué)教科書和參考書。臺灣光復(fù)后，“臺灣書記株式會社”改名為“臺灣書店”是全臺灣第一家書店。此后大小書店、出版社都開始匯聚至此。到1949年，國民黨敗退到臺灣，幾家大型出版社和書店也隨之來到臺灣，包括商務(wù)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等等，這些書店紛紛落地在重慶南路。重慶南路一時之間成為臺灣的出版重地。
而且比較難得的是，當時在重慶南路的每家書店幾乎都各有特色。一步一個書店，貨架上的書基本上都不帶重樣的。傅月庵是這么描述當時他所見到的文化烏托邦，“黃昏時分，下班等車的學(xué)生、上班族常就近踅進店內(nèi)低頭瀏覽，一邊看書一邊注意公交車動靜。誰想買書，第一個念頭便是‘到重慶南路找去！’逢到年終打折特賣，店門口紅布條翻滾，熙來攘往的人潮，加上騎樓的書報攤，往往擠得摩肩擦踵，水泄不通。”
江河入海，浤浤汩汩，想要逆流向上的舊書攤們，終究是無法對抗引力。臺北市政府當時宣布要整改牯嶺舊書街，認為舊書攤有損市容。1973年，牯嶺街整改工作完成，1975年，58家舊書攤被集中遷往新建的光華商場地下區(qū)，牯嶺街只有十余家店面繼續(xù)營業(yè)。光華商場的地下濕氣重，不適合書籍保存，加上各類書店、電子產(chǎn)品的發(fā)展，舊書商逐漸減少，最后隨著光華商場的改建走入歷史。牯嶺街舊書街殘余的店鋪，也如蘋果氧化一樣漸漸衰敗。
而重慶南路呢，由于臺北開通捷運，火車站商圈走向沒落，附近一些書店開始停止營業(yè)。隨后，各類新式書店竄出，像青春期突然竄高的小孩，不斷沖擊著老式書店。重慶南路的出版社為省房租，都選擇搬到樓上去了，真正在一樓的實體書店僅剩下十多家。當時，當房東要比賣書更賺錢，一些書店把店面租給咖啡廳、餐廳，或是在書店內(nèi)騰出空間賣咖啡、茶飲，如此支撐書店的經(jīng)營。重慶南街的書店總歸是神不在，魂也散了。
臺北重慶南路書店街曾經(jīng)繁華風(fēng)光，但現(xiàn)時餐廳，旅館已比書店多。
輝煌誠品
還記得誠品剛出世時有多傲嬌。1989年，第一家誠品書店在臺北仁愛路出生。整整三十年，天旋地轉(zhuǎn)，長吁短嘆。
誠品在自己的嬰兒期其實是主打人文藝術(shù)與設(shè)計方面的專業(yè)書籍，其中包括大量外文書籍。創(chuàng)始人吳清友在誠品創(chuàng)立整整一萬天的時候就曾坦白：“當年的我實在沒多想，心念也很單純，就是一個自覺生命因閱讀而不再失落的個體，想要窮盡己力，為生長的這塊土地播下人文、藝術(shù)、創(chuàng)意融入生活的種子。”他給誠品取英文名為“Eslite”，精英，便透露了他的一點小心思——他要把誠品做成真正有文化，有品位，具有“古典美學(xué)”的品牌。
自然，書店希望服務(wù)的人群也是知識分子與文化精英階層。“那時的誠品，不論再小的出版社，只要出版好書，都能在書柜中被陳列。”當時的選書標準也相當傲嬌，不選“已經(jīng)再版、沒有版權(quán)、會被時間淘汰的書，以及媚俗的作品。我們選的書：學(xué)術(shù)、專業(yè)或一般均可，議題不一定嚴肅，但一定要有創(chuàng)作與出版的誠意，所以它可以是任何一本書。” 不看銷量，堅持自己的態(tài)度和品味。在現(xiàn)在看來，是很“任性”的。
八十年代，臺北經(jīng)歷了兩次書店革命。第一次可以追溯到八十年代初。當時，來自遠流、爾雅、遠景等7家出版社的總編聚在一起，進行了一場名為“知識之道”的座談。他們預(yù)測“大型書店將在兩年之后出現(xiàn)”，并且想象那是一家“類似百貨公司一樣大的書店”。1983年，金石堂書店開幕，牽出的是臺北第一次書店革命。
對“革命”其實有種很粗淺的理解——當人們的欲望和需求高于實際能獲取的邊角料，自然就會催生某種變革的力量。生活水平提高，百姓逛書店“不只是希望賣書，更是希望成為一種舒適的享受。”金石堂當時從書籍擺放和分類（按照作品種類、作家的姓名、出版社來分類擺放），到店內(nèi)空間布置（設(shè)置了專門的“圖書活動策劃與推銷”，以及“暢銷排行榜”區(qū)域），都參照了日本書店的經(jīng)營模式，整個迅速“高大上”起來，帶動了人流量和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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