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許多發(fā)達國家，經濟增長最可靠的驅動力 之一正在衰退。
幾十年來，移民的快速流入幫助加拿大、澳大利亞和英國等國家避免了人口老齡化和出生率下降帶來的人口拖累�，F(xiàn)在，隨著疫情后邊境重新開放以來涌入的人數(shù)激增，為他們提供住宿的房屋長期短缺，這種情況正在崩潰。
自新冠疫情結束以來，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已經擺脫了衰退，但他們的人民并從深層次的生活水平衰退中擺脫出來。從原始數(shù)據(jù)來看，英國去年的衰退似乎溫和，但從人均角度來看，衰退程度更深，持續(xù)時間更長。
分析顯示，截至去年年底，發(fā)達國家共有13個經濟體的人均經濟陷入衰退。雖然還有其他因素：例如轉向生產率較低的服務工作，以及新移民通常收入較低的事實。但住房短缺和相關的生活成本壓力是一個共同的因素。
那么，由移民推動的經濟增長模式注定要失敗嗎？不完全是。
例如，在澳大利亞，自2022年6月以來，大約100萬人（占人口的3.7%）的流入幫助解決了酒店、老年護理和農業(yè)等行業(yè)的工人長期短缺問題。在英國這個接近充分就業(yè)的經濟體，來自烏克蘭和其他地方的移民彌補了英國脫歐后的工人短缺。
許多發(fā)達國家的技術工人短缺意味著需要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工人。事實上，美國就業(yè)市場和經濟的運行比許多人想象的要火熱，因為跨越南部邊境的人口涌入擴大了勞動力儲備——盡管移民問題將成為11月總統(tǒng)選舉的一個關鍵性問題。
雖然美國出現(xiàn)了廣泛覆蓋的合法和非法移民激增，但與加拿大的增長率相比，增長的規(guī)模實際上相形見絀。去年，這個北方國家每1000名居民中就迎來32位移民，而美國只有不到10人。
換句話說：在過去兩年里，有240萬人來到加拿大，比新墨西哥州的人口還多，但加拿大為居民增加的住房幾乎不夠。
加拿大的經驗表明，由移民推動的經濟增長是有限度的：一旦新移民超過了一個國家吸收他們的能力，生活水平就會下降，即使收入數(shù)字被夸大了。加拿大豐業(yè)銀行（Bank of Nova Scotia）估計，生產率的增長還不到加拿大去年的人口自然增長率的三分之一，這將更符合美國的速度。
因此，即使創(chuàng)紀錄的人口增長保持了加拿大GDP的增長，生活也越來越艱難，特別是對年輕一代和29歲的Akanksha Biswas這樣的移民來說。
比斯瓦斯是在2022年中期抵達加拿大的，當時人均GDP在大流行后的移民熱潮和加拿大央行（Bank of Canada）激進的利率收緊周期中開始暴跌。
這位前悉尼人搬到多倫多，她認為那里的生活更好，生活成本更低，職業(yè)前景更好。然而，與之相反的是，她面臨著更高的租金、更低的工資和有限的工作機會。
在廣告業(yè)工作的比斯瓦斯說：“實際上，我對多倫多的生活有一個完全不同的想象。價格幾乎相似，但就業(yè)市場的競爭要激烈得多。”
加拿大的勞動年齡人口在過去一年中增長了100萬，但勞動力市場只創(chuàng)造了32.4萬個就業(yè)機會。結果是：失業(yè)率上升了一個多百分點，年輕人和新移民再次受到了最嚴重的打擊。
比斯瓦斯把超過三分之一的收入花在每月2800加元（2050美元）的房租上，和她的伴侶分攤費用。她外出就餐的次數(shù)減少了，在家煮咖啡而不是去咖啡館。她還推遲了生孩子或買房的計劃。
“如果我想要養(yǎng)家，我在這里看不到我的未來，”她說。
雖然數(shù)百萬美國人也面臨住房負擔能力危機，但在過去20年的大部分時間里，他們的實際可支配收入增長一直高于房價的上漲。但在加拿大卻不是這樣。多倫多的房價中位數(shù)現(xiàn)在是130萬加元，幾乎是美國如芝加哥這樣的同類城市的三倍。
長期的住房建設不足和幾十年來的價格持續(xù)上漲，已經將資金從經濟的其他部分抽到住房上。缺乏資本投資，加上企業(yè)由于勞動力成本更低而專注于擴大勞動力壓低了生產率，加拿大央行（Bank of Canada）表示，生產率處于”緊急”水平。
圍繞住房緊縮的焦慮日益加劇，迫使總理賈斯汀·特魯多（Trudeau）的政府縮減了移民雄心，停止了永久居民目標的提高，并首次對臨時居民的增長施加了限制。
加拿大現(xiàn)在的目標是在未來三年內將臨時外國工人、國際學生和庇護申請者的人數(shù)減少20%，即大約50萬人。預計這將使2025年和2026年的人口年增長率減少一半以上，達到平均1%。
與此同時，比斯瓦斯和她的伴侶放棄了他們在加拿大的嘗試，搬回了墨爾本，他們認為在那里，他們可以以低于多倫多一居室的價格支付一套兩居室公寓。
但生活也不會輕松，因為許多相同的壓力正在發(fā)生，澳大利亞面臨著人們記憶中最嚴重的住房危機。
公寓和聯(lián)排別墅的建筑許可證的發(fā)放正接近12年來的最低水平，建筑業(yè)工作因缺乏熟練工人仍然大量積壓。政府試圖通過增加移民數(shù)量來填補勞動力供應缺口，但卻發(fā)現(xiàn)這讓問題變得更加嚴重。
就像加拿大的經歷一樣，人口膨脹不僅加劇了住房需求，也掩蓋了經濟中的潛在弱點。
自2020年疫情引發(fā)的短暫衰退以來，GDP每個季度都在增長，但按人均計算，GDP在2023年最后三個月連續(xù)第三個季度收縮，這是自20世紀90年代初經濟衰退以來最嚴重的下降。
高盛集團（Group Inc．）表示，按絕對值計算，澳大利亞的人均GDP現(xiàn)在處于兩年來的最低水平。與美國相比，這是”嚴重的表現(xiàn)不佳”，可能會刺激失業(yè)率上升。
對缺乏住房、飆升的租金和飆升的房價的擔憂促使安東尼·阿爾巴內塞的執(zhí)政工黨政府嚴厲限制學生簽證。
澳大利亞正面臨著人們記憶中最嚴重的住房危機。
澳大利亞最大的銀行澳大利亞聯(lián)邦銀行（Commonwealth Bank of Australia）首席經濟學家斯蒂芬·哈爾馬克（Halmarick）說，”多年來，事實證明，大量移民對澳大利亞有積極影響。但在非常短期內，你可以看到，它正在給租金和房價帶來上行壓力，這顯然是許多人擔心的問題，對一些服務的需求正在出現(xiàn)粘性通脹。”
鄰國新西蘭也在努力應對類似的頭痛問題。
政府上個月立即改變了一項就業(yè)簽證計劃，引入了英語要求，并降低了一系列低技能職位的最長持續(xù)居留時間，理由是凈移民”不可持續(xù)”。移民部長埃里卡·斯坦福（Erica Stanford）當時在聲明中說，這些變化是”創(chuàng)造一個更智慧的移民”計劃的一部分，該計劃”是自籌資金、可持續(xù)的，并更好地管理風險”。
作為成為永久居民的途徑，30歲的Calvin Jurnatan作為去年12月從印度尼西亞搬到悉尼學習建筑設計。幾個月過去了，他仍然沒有工作。其中一個原因是，移民要想獲得資格認可，需要經歷漫長而昂貴的過程。
Jurnatan未能在建筑業(yè)找到兼職角色，盡管該行業(yè)在技能短缺名單上排名靠前，特別是在政府制定了到2029年建造120萬套新房的雄心勃勃的目標之后。業(yè)內人士表示，這一目標看起來越來越不可能實現(xiàn)。
Jurnatan感到沮喪，他已經停止尋找建筑行業(yè)工作，而是在更容易找到角色的零售部門尋找工作。他在做一些自由攝影來維持生計，他說他不會向他的家人和朋友推薦澳大利亞。
“人們在掙扎，”他說。“我在掙扎。這里物價并不便宜，每個人都需要非常非常努力地工作。所以，當人們打電話問我，‘嘿，現(xiàn)在在悉尼生活得怎么樣？’我告訴他們真相。”
獨立智庫澳大利亞經濟發(fā)展委員會（Committe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Australia）在最近的一份報告中發(fā)現(xiàn)，2011年至2021年期間，最近的移民和澳大利亞出生的工人之間的時薪差距有所擴大。平均而言，在澳大利亞居住2至6年的移民的收入比在澳大利亞出生的類似工人少10%以上。
CEDA的高級經濟學家安德魯Barker說：”不能最好地利用移民的技能會帶來巨大的成本。”
在歐洲，德國最大的經濟體也出現(xiàn)了人均經濟衰退，其背景是大量尋求庇護者、住房短缺和經濟低迷導致的政治緊張局勢加劇。分析顯示，法國、奧地利和瑞典也在人均經濟衰退之列。
在英國，創(chuàng)紀錄的移民水平也開始給經濟帶來壓力。去年下半年的技術性衰退導致整體GDP下滑0.4%，但如果將人口因素考慮在內，衰退時間更長，程度更深。自2022年初以來，人均GDP下降了1.7%，在七個季度中有六個季度下降，另一個季度停滯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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